北极传说

来源:万达平台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7-11 13:29:17

如今农业税全部免除后,农民需要负担的只有“农业排水费”、“经营性水费”、“一事一议”和“村组排水费”。这些全部加起来,每亩上限不能超过31元。

8月4日下午,监利县委宣传部主要领导找记者“谈谈话”。他一再强调记者要注意,“李昌平不是英雄,不能像有些媒体那样把他当作英雄来看待”,但他也承认李昌平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当记者问李正勇认不认识李昌平时,他笑得很开心:“当然认识。”接着就讲起了李昌平帮他推手扶拖拉机的往事。在场的其他村民也亲切称呼他“昌平书记”。

在福田寺镇采访时,群众也认为农民今天负担的减少和他有关系。他们说:“这封信反映得很及时。我们感谢李昌平。”

干部队伍无限膨胀,“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这也是造成农民不堪重负的重要原因。李昌平曾在他的信中形容干部多如“蝗虫”。他说19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2000年超过340人,且增长的势头无法控制。

现任棋盘乡党委书记、乡长柳惠钧曾经和李昌平共过事,当时柳担任乡长,李昌平担任党委书记。

柳惠钧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棋盘乡机关干部目前已经减少到在岗56人;原来全乡25个村和6个养殖场一共386人,现在减少到145人,每年减少财政包袱300万元。

全部免除农业税的第一阶段任务完成后,2005年6月24日和25日两天,湖北省召开了全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全面落实免征农业税政策的同时,积极开展“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综合配套改革;会议同时要求“努力化解乡村债务、坚决防止发生新债”。

监利作为湖北全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七个试点县市之一,已经基本完成这项改革。

目前监利全县21个乡镇的84个领导机构(每个乡镇传统意义的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四大班子”)已经减少到63个;乡镇党政领导成员由310人减少到186人;机关工作人员由1302人减少到865人。各乡镇除了中小学和财政所以外,原来的计生所、国土资源所、林业管理站等原属于事业单位的“七站八所”全部转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福田寺镇政府原有各种“吃饭人口”170多人,近年来不仅将没有编制的临时人员全部清退,党政机关干部也减少到55人;和全县其他乡镇一样,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由一人兼任,镇长改任人大主席,在全县公开竞聘;党委、政府、人大三大班子领导只有九个人;政协班子改设为联络办公室,减少人员。

年仅26岁的小吴今年在考试中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夺得了福田寺镇人大主席候选人的资格,成为监利县最年轻的正科级女干部。

随着监利“减负”的落实,农民越来越感受到种田的利益。以前被视为“枷锁”而长久抛弃的责任田,现在又变成了“金疙瘩”。外出农民纷纷回来索要自己的田地,由此产生的矛盾急剧增多。

仅仅在2003年冬天到2004年春天几个月时间里,监利县汴河镇就发生此类纠纷100多起,平均每村三到五起。全县农民为争田而打骂吵架的、写信告状的、集体上访的事件直线上升。

而这不仅仅是监利和湖北出现的现象,全国减免农业税政策实施后,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早在此前的黑龙江、河南等农业大省,就已经为这类问题感到头疼。

监利县白螺镇韩埠村一农妇为争回自己的责任田喝掉农药,幸抢救及时未出人命;棋盘乡农民因为争田而到武汉上访,直至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批示解决才罢休。

由于前些年农民弃田撂荒严重,土地被重新配置的现象十分普遍。监利县也出现了很多种田大户。

白螺镇联盟村全村223户人家,1500亩土地,“段”姓一家就种了1070亩;桥市镇男塘村张新芝从1996年开始种了全村2000亩地。据监利县统计,全县种植600亩以上的大户有80多个,100多亩的有上千个。一般来说他们都与村委会签订了10到20年的合同。

余爱民说:“当时土地撂荒,上缴的负担没有人承担。各级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把地重新划并给这些大户。这些大户曾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监利,农民与种粮大户的冲突也比较普遍,有的农户采取过激行为,不给就抢。

余爱民说:“由于乡村债务沉重,以田抵债的现象比较普遍,由此产生的矛盾也很多。”

不仅如此,农户与农户之间、农户与村干部之间因为弃田争田也产生了许多矛盾和冲突。

为了化解农民争土地的矛盾,湖北省从2004年9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依法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要求各地“摸底调查、制定方案、排解矛盾、确权确地、填证颁证”。

余爱民同时兼任监利县土地延包办公室主任。他认为农民回来抢地是为了分利。政府可以和大户协商,让出部分利益给农户,这样既照顾了大户的规模经营,又照顾了农民的合法利益。

目前监利县778个村总负债41亿多元,其中有息借贷24亿多,欠债在100万以上的村82个,50万到100万之间的139个。

棋盘乡财政所所长王书红给《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了棋盘乡欠债的情况:2000年债务最高多达4700万元,光三年洪水救灾就欠下800多万。这些年尽管多方筹集资金还债,还剩下2000多万,各村还有1500多万。”

柳惠钧给记者讲述了乡村干部被债主逼债的苦恼:原棋盘乡桐湖总支书余祥州因公欠朱河镇何老五两万多元钱,2000年底,被逼债者砍伤;时任棋盘乡乡长的柳惠钧也被围堵漫骂五个多小时。

2001年,一债主砸乡政府办公桌,搬沙发睡在柳惠钧的寝室门前不许他出门;2002年一债主拦住了棋盘乡政府的车,将车上的人赶跑,车扣押。

监利县委宣传部袁呈彦部长认为乡村债务往往由以下几方面构成:中小学教育、计划生育、农村程控电话网络建设、电力建设、农村基金会放贷形成的呆死账,还有没有收上来的农业税费和排灌费、长江大河防汛费用等。

“中小学教育、计划生育和长江大河防汛费用应该由国家来买单,”他说,“但农村程控电话网络建设、电力建设等费用,是不是应该让农民作为股东参与分红,或者由相关企业买单?”

税费改革以后农村的公益事业要不要办,怎么办,这也成为当前农村干部面临的一大难题。

监利县周老嘴镇罗家村11组的田集中在一个低湖的锅底,淤泥齐腰深,农民割谷子要带两个大盆。“谷把子”只能放在盆里,捆好后再放到另外一个盆里运上田埂,然后再挑出去。

村委会主任罗必忠说:“这样落后的生产环境要不要改善?我们没有钱,也不敢做。”

记者在桥市、汴河、柘木、分盐和白螺沿洪湖几个乡镇采访中发现,那里的农民对办水厂特别感兴趣,也舍得拿钱,这是因为当地群众长期饮用被污染的河水。

他们这样形容自己喝的水:“春天喝肥水,夏天喝渍水,秋天喝麻水,冬天喝黄水,一年四季喝苦水,干旱起来还没有水。”

由于税费改革的进行,基层干部缺少资金来源办镇村公益事业。一个村干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办(公益事业)可能冒风险,上头处分你,下头怨恨你,像猪八戒照镜子,何苦呢?”

余爱民感叹说:“农村干部群众对公益事业的热情令人感动;但是从长远来看,还需要国家制定配套的资金投入和相关政策,农村公益事业必须有制度保障。”

一直以来,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是衡量农村税费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余爱民说:“我觉得还应增加一个确保,确保乡村必要的公益事业建设需要。”-

李昌平: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是因为他给朱基总理写了一封信,述说农村现状:“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在监利县棋盘乡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也触发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然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不得不“自愿”辞职,远走他乡,成为一名南下的打工者。2002年1月,他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书,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被多家媒体评为年度新闻人物。

李昌平南下打工后,又曾在北京《中国改革》杂志任职;现在香港乐施会贵州办事处致力于扶贫等慈善事业。《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郭高中/湖北监利报道

近日,通过央视资讯ePanel会员调查系统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来自全国733名30岁以上公众中有90.0%的人对10年来医疗体制方面的变化感到不满意。卫生部有关官员此前曾明确表示,当前医疗服务市场上出现的“看病贵”、“看病难”等现象,根源在于我国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一时间,医疗改革成了热门话题。为此,记者再次走访了广州市医疗行政部门、医院管理人士和专家,就医改将走向何方、如何规范医疗行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海珠区某三甲医院的医务科副科长介绍,“我国现行医改基本不成功”的问题,跟医疗法规不健全不无关系。比如,不少患者反映有医院故意挽留病人住院,导致医疗费用增加等问题,主要还是缺乏一个规范的“出院诊疗标准”。目前,各医院所实行的仍然是医生自己的判断标准,势必造成混乱,患者也没有讨说法的依据。

省政协委员,广州市儿童医院院长曾其毅亮出了自己的三个观点:第一,全盘否定10年的医疗改革是有失公允的;第二,医疗机构的定位必须是一个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国家必须承担医学领域的教学科研,疑难重症的及时救治以及社区的基本医疗和全民的预防保健。

对于医疗机构走市场化道路,曾院长有两方面意见。首先,部分民营医疗机构走向市场也许是好事。因为市场竞争“可以使价格下降,可以使服务提高,可以使顾客获利。”但“市场是以利益驱动的,与医疗保障体系的根本目的有冲突。”这两方面之间需要充分的研讨。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深明院长认为,目前,市民普遍认为“看病贵”,其中的一个说法是大医院诊疗费高。而三甲医院的费用肯定要高于二级和一级医院,这样可以通过价格来分流一部分患者到社区。然而很多患者看个感冒也要挤到大医院,主要还是不相信小医院。国家的医改政策也应考虑改善社区医疗。

据了解,国家审计署对卫生部和北京市所属10家大型医院的药品和高值医用消耗材料的价格进行了审计,同时也抽查了一些企业,发现不少生产企业虚报成本,造成政府定价虚高。在抽查的5家药厂46种药品中,有34种药品成本申报不实,平均虚报1倍多。某企业生产的一种注射用针剂,实际制造成本每瓶32.07元,申报却达到266.50元,虚报7倍多。某规格的球囊报关价每个496.2元,一级代理商批发给二级代理商的价格达到3600元,二级代理商卖给医院时达到7000元,加价13倍多。再加上医生开大处方拿回扣,造成了“药越贵越好卖”的怪现状。“医药分家”也成为了呼声很高的医改热点。

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胡正路则认为,这并不能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他指出,药价虚高是一个系统问题,从药厂虚报成本价、新药审批、物价部门定价、各级代理商的层层加价、医生开药方拿提成,这整套系统每个环节都注入了不正常的利润。仅截断最后一个“医药分家”问题,根本不能实现药价降低。医药分家之后,医院为了生存可能会提高诊疗费、检查费等费用,或者增加一些收费项目。而患者在医院买药和去药房买药,价格是不会改变的,可能去药房买的更贵。核心问题是国家要建立完善的药价监管体系,从成本核算到流通环节的各项费用消耗、医院赚取的药价利润都能进行监测,并调动商业保险等监控手段进行制约平衡。

“小病不保、大病保不了”是群众对现行医保制度的最集中的怨言。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胡正路指出:“其实医疗服务的不公平主要根源还是在于医疗保险体系的不完善,而这个也正是整个医疗体制改革的主体。”政府应该将资金重点投入到农村、乡镇群众的医疗保险中去,同时也不应该把包袱卸给企业单位,“毕竟还有很多农民、退休人员等人群没有获得这种保障。”记者昨日采访广州市医保中心得知,一套解决医保覆盖面偏低问题的方案正在酝酿之中。

在昨日的采访中,一名来自广州市劳动保障体系的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广州市内已有150万人加入到了医保当中,再加上参加公费医疗的15万人,拥有社会医疗保障的人数已达到165万人。为了稳步地扩大医保覆盖面,广州市劳动保障局已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制订相对特殊的医保政策,拟将一些特殊群体,如本市灵活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业主及其雇工、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非本市户籍从业人员以及本市城镇区域内的失地农转居人员,纳入医疗保险范围。此项工作目前已进入报批阶段,并在积极进行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及加紧制定宣传计划,预计该方案可在年内实施。

广东省卫生厅廖新波副厅长指出,医疗体制关键是改革的方向必须明确,配套的政策要完善,改革的效果是以改善公民的就医环境而不致使看不起病和病不起。他认为眼下当务之急是研究社会医疗保险和发展中的商业保险问题。如何发展市场经济下医院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是接下来必须深入研究的课题。

廖新波认为,医疗机构应该强调它的公益性,而不是营利性。市场主导型的“美国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这种模式下,公立和私立医院都在市场上平等竞争,政府除了严格监管外,只负责为穷人、老人医疗埋单。市场主导的结果是,医疗服务越来越好,但医疗价格也越来越高。他更倾向于政府主导型。

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管理学专家梁浩材教授认为,理想中的医疗体制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既要发展基础医疗,又要发展高端医疗;既要增加政府投入,又要引入市场机制;既要发展公益医院,也要允许部分医院赚钱。

民意调查显示有九成被调查者对医改效果不满意,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前不久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在那份报告中,官方也直言医改“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比起官方的直接“定义”,坊间的不满意可能要弱势得多,虽然都说“民意不可违”,但要让这九成的不满意来唤起医疗改革设计者的反思和问责,恕我期望值过高。

其实不用调查,只要去过医院看过病的人都知道,现在看个病要有多难。正如调查所得出的,越来越贵的医药费让很多患者开始习惯有了病“自己扛”。医疗改革的目的是要使其变成福泽全民的社会公益事业,然而改革的结果却是百姓有病也不敢医,这样的改革要说满意,反倒会让人奇怪。

为何会这样,调查结果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有这么多人不满意现在的医改,我看关键是医改前没有调查民意,医改中没有顺应民意。违背民意的改革自然难以让人满意。医疗改革是要适应市场经济,然而作为公益性行业的市场化运作本应有政府的强力监管和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基础,但我们现在的医疗监管通常是系统内的自查自纠,医保也只是少数人的保障,于是医疗机构在喊着政府投入大大减少的同时,角色也很自然地由“白衣天使”变成了“逐利者”。百姓在医改中的角色,只能是没有话语权的旁观者和受伤者。

现在的问题是,官方定下不成功的基调了,百姓也是普遍不满,那到底接下来还要怎么改?广州的各界专家学者纷纷开出了自己的良方,一套解决医保覆盖面偏低问题的方案正在酝酿之中,这都是好事。但是想起不久前广东医疗改革听证会引起“明升暗降”的质疑,想到只有专家学者开药方,医改设计者依然没有考虑到最广泛地征求民意,这不满意恐怕还是要持续下去了。本版撰文时报记者蔡民游曼妮王道斌实习生盛正挺通讯员袁毅恒

去年11月,外号“皮匠”的常德男子皮学军力图建立一个贩枪网络。今年6月,常德警方从一名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供的信息入手,成功破获这起特大贩枪案,抓获皮学军、吴银平、石龙英、全廷辉等主要犯罪嫌疑人,追回仿“六四”式手枪17支、子弹17发。警方调查表明,这批枪支全部来自贵州省松桃县。令人欣慰的是,流入社会的这批枪支尚未造成后果。

今年6月,常德警方在讯问一在押犯罪嫌疑人时,获得一重要线索:市区有一名叫“皮匠”的青年男子今年多次去云南、贵州等地,购买枪支到常德贩卖。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常德市政府助理巡视员、市公安局局长汤向荣的高度重视。他当即指示刑警支队与武陵区公安分局抽调精干警力,成立联合办案专案组。经调查:“皮匠”名叫皮学军,武陵区人,曾因盗窃和寻衅滋事被判刑和劳教。经进一步调查,警方摸清了大致情况:今年4月以来,皮等人先后向武陵区、鼎城区、汉寿、桃源等地社会闲散人员、老板和吸毒人员贩卖枪支20多支。8月4日,皮学军又从外地贩来4支仿“六四”式手枪,在6日、7日,其父皮雨清在家中分别将其中两支枪卖给武陵区的胡明华、鼎城区的周昌进。

8月9日晚上9时,民警分三个小组悄悄潜伏在皮家附近。晚上11时,皮家的灯熄了。次日早上9时,皮仍未露面。中午12时,皮还是没有影子。城东派出所所长周峰敲开了皮家的门,这里是该派出所辖区。周峰巧妙地与皮雨清聊了几句,探听到皮学军整夜未归,有可能在青年路附近一茶馆内喝茶。于是,警方一边迅速赶到该茶馆抓获了皮学军,一边进入皮家,控制住了皮雨清,当场从家中缴获枪支2支、子弹2发、砍刀3把。当日下午6时,胡明华在八运宾馆歌厅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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